一九八八年腊月初七，下午四点，雪下疯了。
红星机械厂的锅炉房像个喘着粗气的铁兽，粗大的烟囱往外喷着灰白的烟，烟一出口就被北风撕碎，混进漫天大雪里。李向东在交班簿上签完最后一个字，笔尖在“东”字的最后一勾上顿了顿，留下个小小的墨点。
他今天下班。
老周师傅推门进来，带进一股冷风和雪花。铝饭盒“咣当”搁在旧木桌上，里头白菜炖粉条的油星子已经凝成了白膜。
“真走啊？”老周在炉子边烤手，手背上裂开的口子像干涸的河床。
李向东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蹲下身，给炉膛里又添了一锹煤。煤块落进通红的炉火里，溅起几点火星，在他脸上明灭了一瞬。
窗外，雪把厂区里那些标语牌埋得只剩下半截。“大干快上”的“干”字只剩下一横，“效率就是生命”的“命”字干脆不见了踪影。李向东记得刚进厂那年，这些标语还是新刷的，红得刺眼。现在红漆剥落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板，像生了癞疮的头皮。
他走到工具箱前——那是个军绿色的铁皮箱子，角上磕掉了几块漆，露出锈迹。打开，最上面是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摆得整整齐齐，这是部队里养成的习惯。再往下，压着一本《锅炉操作安全手册》，书页边都卷了。
最底下，有个铁皮盒子。
巴掌大小，印着“军用压缩饼干”的字已经模糊。李向东拿出来，手指摩挲过盒盖上那道凹痕——不长，两厘米左右，边缘锋利。那是弹片擦过的痕迹，1986年春天，南疆。
打开盒子，里头铺着一层红绒布，已经褪成了粉白色。一枚三等功奖章躺在上面，铜质的，红色珐琅部分有几处细小的剥落，像伤口结的痂。
李向东用袖口擦了擦奖章。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沾着煤灰和机油的混合污渍，在奖章上留下淡淡的痕。他擦得很轻，仿佛用力大了，就会把什么别的东西也擦掉似的。
“还留着这玩意儿呢？”老周瞥了一眼。
“嗯。”
铁皮盒子扣上时，发出“咔”的一声轻响。这声音李向东听过很多次——在猫耳洞里，在行军床上，在退伍前夜的宿舍里。每次听到，都觉得心里某个地方也跟着“咔”地一下，锁上了。
盒子里除了奖章，还有一张照片。
五个人，都穿着迷彩，脸上涂着油彩，看不清具体长相。背后是焦土和烧剩下的树干，黑乎乎地支棱着，像大地伸向天空的枯骨。李向东在第二排左边，搂着旁边人的肩膀。
那个人叫柱子，陈志刚，河北兵。
照片是1986年3月17日下午拍的。拍照前三天，柱子用身体压住了一颗绊发雷。李向东记得爆炸声不大，闷闷的，像谁在远处捶了一下鼓。然后是漫天尘土，带着硝烟和血腥的混合气味。
等冲过去时，柱子下半身已经没了。可他的手还死死按着雷体，手指抠进了泥土里，抠得指甲都翻了起来。
“班长……”柱子的眼睛亮得吓人，那是回光返照的光，“我妈……在哈尔滨……锅炉厂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血就从嘴里涌出来，暗红色的，带着泡沫。李向东握着他的手，那手起初很用力，握得他指节发白，然后慢慢松开，最后彻底软下去，像抽掉了骨头的皮囊。
战后评功，柱子追记一等功。李向东去看过那个奖章，金灿灿的，比自己的大一圈。颁奖的领导在台上说：“陈志刚同志是人民的忠诚卫士。”
台下的李向东想，柱子妈要的不是卫士，是儿子。
“想啥呢？”老周的声音把李向东拽了回来。
“没啥。”李向东把照片塞回盒子最底层，盖上盖子。
五点半，他去会计室领最后一个月工资。
会计室在厂办大楼二楼，走廊里堆着旧报纸和废弃的报表纸，踩上去沙沙响。烫着卷发的女会计坐在玻璃窗后面，正对着小镜子抹口红——新流行的“霞飞”牌，樱桃红，抹得有点厚，像刚吃了死孩子。
“李向东是吧？”女会计头也不抬，在工资表上找到他的名字，用红笔划掉。那一道红杠划得很用力，几乎把纸划破。
“这个月全勤，加三天夜班补助，一共八十七块四毛。”她从抽屉里拿出个信封，手指沾了点口水，数出八张崭新的大团结，又数了一叠零票，“厂里困难，奖金就没了。”
李向东接过钱。大团结是1980年版的，工农联盟图案，纸币还带着印刷机的油墨味。他对折，塞进军棉袄内兜——内兜是他自己缝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但很结实。
“手续齐了。”女会计把镜子收进抽屉，“以后发达了，别忘了老同事啊。”
她说这话时终于抬了头，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。李向东知道那表情的意思——一个锅炉工，三十岁了，被优化组合掉了，还能有什么以后？
他没接话，转身走了。
下楼梯时，厂区广播响了。先是刺耳的电流声，然后是一个女高音，唱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：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来相会，伟大的祖国，该有多么美……”
歌声在空荡荡的厂区里回荡，混着风雪声，有种荒诞的热闹。喇叭挂在高杆上，裹着冰凌，声音传出来时像是隔着水。
李向东走出厂办大楼时，天已经暗成了铅灰色。雪还在下，地上积了半尺厚，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响。他没打伞，把军棉袄的帽子拉起来，遮住大半张脸。
路过第三车间，大门紧闭。玻璃窗破了好几块，用木板钉着，木板上的钉子已经生了锈，流下褐色的泪痕。透过缝隙，能看见里面停着的车床，罩着帆布，布上积了厚厚一层灰。
有个工人在门口扫雪，看见李向东，停了扫帚。
“向东，真走了？”
“走了。”
“以后干啥去？”
“还没想好。”
那工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，继续扫雪。扫帚划过积雪的声音，单调而绵长，像某种叹息。
李向东走到厂门口时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红星机械厂的大门是五十年代建的，水泥柱子上刻着“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”，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。门卫室亮着昏黄的灯，看门的老头正抱着搪瓷缸子喝茶，热气糊在玻璃上，像一层白内障。
雪落在李向东肩上，很快积了薄薄一层。他抬手拍了拍，雪花散开，在暮色里闪着细微的光。
然后他转身，走进哈尔滨一九八八年的大雪里。
军棉袄的绿色在雪地里一点点变深，最后消失在街道拐角。只有脚印留在雪上，很快又被新的雪掩埋。
厂区广播还在唱：“但愿到那时，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属于谁……”
光荣属于谁呢？
李向东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兜里那八十七块四毛，要撑到下个月。而柱子妈——那个在哈尔滨锅炉厂工作的女人，上个月来信说，房子漏雨漏得厉害，厂里说今年没维修指标了。
信纸很薄，是那种最便宜的信纸，印着浅蓝色的横线。柱子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但每一笔都很用力，像是要把纸戳破。
“班长，我妈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这是柱子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不是在战场上，是在更早的时候，两人趴在猫耳洞里抽烟时说的。烟是“大前门”，柱子省下来，两人分着抽。烟雾在狭窄的空间里弥漫，呛得人咳嗽。
“说啥呢。”李向东当时捶了他一拳。
“我说真的。”柱子很认真，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得替我看着我妈。”
“滚蛋，你能有个屁的三长两短。”
后来李向东想，也许柱子早有预感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能闻到自己死亡的气味，像动物预知地震。
走到公交站时，天完全黑了。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在雪幕里晕开，像一个个浮在空中的蛋黄。等车的人不多，都缩着脖子，跺着脚，嘴里哈出白气。
李向东从内兜摸出铁皮盒子，打开，又看了一眼那枚奖章。
奖章在路灯下闪着暗沉的光。三等功，因为一次突袭行动，他带的小队端掉了对方一个火力点。其实那场战斗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冲上去，开枪，扔手榴弹，然后活下来。
活下来的人得了奖章，没活下来的得了一等功。
公交车来了，是老式的铰接车，车身上喷着“哈尔滨公交”的字样，漆皮斑驳。车门“噗嗤”一声打开，喷出一股热烘烘的、带着人体味和湿气的风。
李向东上了车，投了五分钱硬币。硬币落进投币箱，发出空洞的响声。
车上人不多，他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车窗结了霜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擦出一小片透明。透过这片透明，能看见外面的街道——自行车在雪地里艰难前行，骑车的穿着臃肿的棉衣，像一只只笨拙的熊。偶尔有“拉达”牌轿车驶过，溅起肮脏的雪泥。
车开了，晃晃悠悠的。李向东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他想起今天早上出门时，邻居王婶说的话。
“向东，听说了吗？南岗那边有个活儿，帮人看场子，一个月能拿这个数。”王婶伸出三根手指，压低了声音，“三百。”
李向东当时没说话。
“你当过兵，能打，人家就缺你这样的。”王婶凑得更近了些，嘴里的大蒜味喷到他脸上，“总比在锅炉房强吧？锅炉房都要黄了。”
是啊，锅炉房都要黄了。
整个哈尔滨的工厂都在萎缩，像得了痨病的人，一天天消瘦下去。报纸上说这是“阵痛”，说改革就要有牺牲。可没人告诉那些被“优化组合”掉的人，这痛要痛多久，牺牲又该是谁来牺牲。
车到站了。李向东睁开眼，下车。
这是个老家属区，五十年代建的苏式红砖楼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头暗红色的砖。楼道里堆着白菜、煤球和破自行车，昏暗的灯泡悬在头顶，蒙着厚厚的灰，光弱得照不清脚下的台阶。
李向东住三楼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。门开了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——这房子朝北，终年不见阳光，墙角的霉斑像地图上的群岛，一年年扩大疆域。
他开了灯。十五瓦的灯泡，光线昏黄。屋子很小，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个衣柜，没了。桌上放着个搪瓷缸子，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字，缸口缺了个小口。
李向东脱下军棉袄，挂到门后。棉袄很重，浸了雪水，更重了。他从内兜掏出那八十七块四毛，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。
然后他坐到床上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。
纸箱里是柱子的遗物——其实也没什么，几封信，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搪瓷茶缸。茶缸上印着“自卫还击，保卫边疆”，是柱子参军时发的，用了四年，磕碰得掉了不少瓷。
李向东拿起最上面那封信。信是柱子妈上个月寄来的，字迹工整，但能看出写字的人手在抖。
“向东侄儿：见信好。厂里房子漏雨，找了三次房管科，都说没指标。前天夜里下雨，盆接不过来，被褥都湿了。想着柱子要是还在，该多好……”
信到这里，字迹有些模糊，像是被水晕过。
李向东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
窗外的雪还在下，簌簌地敲打着玻璃。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，悠长而凄凉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玻璃上结着冰花，奇形怪状的，像森林，像山脉，像他记忆里南疆那些烧焦的树。他呵了一口气，冰花融了一小片，露出外面漆黑的世界。
黑暗中，哈尔滨的灯火次第亮起。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，居民楼的窗户透出暖黄的光，街道上的车灯汇成流动的河。
这是一个正在艰难转身的城市，也是一个正在艰难转身的时代。有人转身转过去了，有人转不过去，卡在半道，成了改革的“阵痛”。
李向东的手按在玻璃上，冰凉。
他想起了老周师傅手上的裂口，想起了女会计那抹得过厚的口红，想起了广播里那个嘹亮的女高音，想起了柱子最后那双亮得吓人的眼睛。
然后他想起了王婶说的那个数字：三百。
看场子，一个月三百。什么场子需要人看？无非是舞厅、录像厅、台球室，那些鱼龙混杂的地方。去了那里，就是另一条路了。
一条回不了头的路。
李向东的手指在玻璃上慢慢蜷起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。
窗外的雪，还在无声地落着，落着，仿佛要埋葬整个一九八八年的冬天。
而在这个冬天的尽头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土而出——不是希望，是别的，更坚硬、更冰冷、更接近生存本质的东西。
李向东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他只知道，明天早上醒来，他不再是红星机械厂的锅炉工了。他得重新找一个身份，在这个正在崩塌又正在重生的世界里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哪怕那个位置，在阴影里。
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雪，拉上了窗帘。
屋子彻底暗下来，只有门缝里透进一丝楼道的光。那光很微弱，勉强勾勒出房间里简陋的轮廓。
李向东躺到床上，没脱衣服，就这样和衣而卧。
他闭上眼睛，但没睡着。
他在等天亮。
等天亮，等雪停，等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。
而在哈尔滨的另一个角落，在一栋漏雨的旧楼里，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正对着儿子的照片发呆。照片上的柱子穿着军装，笑着，露出两颗虎牙。
她不知道，这个雪夜，有个人正在为她做一个决定。
一个会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决定。
雪，还在下。
无声无息，无边无际。
像要掩埋一切，又像在准备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