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下了一夜。李向东睁着眼躺了一夜。
天快亮时，雪停了。哈尔滨的黎明泛着一种冰冷的青灰色，像冻僵的鱼肚皮。李向东从床上坐起来，棉袄还穿着，皱巴巴裹在身上。他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。
外面的世界被雪重新塑过形。屋顶是白的，街道是白的，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成了一个个白色的鼓包。只有烟囱还在冒烟，黑色的烟柱升到灰白的天幕里，像大地艰难的呼吸。
李向东盯着那些烟囱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转身，从桌上拿起那封信。信纸很薄，在晨光里几乎透明。柱子的字迹和柱子妈的字迹交替出现——前半部分是柱子写的，歪歪扭扭，但用力；后半部分是柱子妈添的，工整，但颤抖。
他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右下角印着“哈尔滨锅炉厂”的红字，已经褪色了。
该去看看她了。
这个念头冒出来时，李向东心里某个地方抽了一下。不是疼，是空，像有人用勺子把他内里挖走了一块。
他穿上棉袄，戴好帽子，出门前又看了一眼那个铁皮盒子。盒子放在桌上，在晨光里泛着冷硬的金属光泽。
下楼时，楼道里已经有动静了。王婶在生炉子，煤烟味呛人。她看见李向东，直起身子。
“向东，这么早？”
“嗯。”
“那事儿……考虑得咋样了？”王婶压低声音，炉钩子还在手里，“人家可等着回话呢。”
李向东没回答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往下走。
“哎，你去哪儿啊？”王婶在身后喊。
他没回头。
街道上的雪被人踩过，成了脏污的灰黑色，混着煤渣和泥土。清雪工人在铲雪，铁锹刮过水泥地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。公交车还没恢复，李向东决定走过去。
锅炉厂家属区在南岗，从这儿走过去要一个多小时。天冷，呵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雾，挂在眉毛和帽檐上，结了细小的冰晶。
路过中央大街时，他看见几个年轻人在照相。穿着那时候最时髦的“太空服”——银灰色的羽绒服，臃肿得像宇航员。背景是圣索菲亚教堂，洋葱头穹顶覆盖着雪，在晨光里像个巨大的奶油蛋糕。
“同志，帮我们照一张呗？”一个烫着爆炸头的姑娘跑过来，把相机塞到李向东手里。
相机是“海鸥”牌，黑色，沉甸甸的。李向东接过来，透过取景器看着那几个年轻人。他们在镜头前摆姿势，比划着“V”字手势，笑容灿烂，牙齿在冷空气里显得特别白。
按下快门时，他想起了另一张照片。
那张五个人的合影，焦土和烧剩的树，还有柱子搂着他肩膀的手。
“谢谢啊同志！”姑娘拿回相机，蹦跳着跑回同伴身边。他们的笑声在寒冷的空气里格外清脆，像玻璃珠子掉在水泥地上。
李向东继续往前走。
越往南岗走，街景越破败。苏式老楼更多了，墙皮脱落得厉害，露出里面红砖。有些窗户用塑料布钉着，风一吹就“哗啦啦”响。路边堆着垃圾，冻在冰里，成了五颜六色的雕塑。
锅炉厂家属区到了。
这是片五十年代建的三层红砖楼，密密麻麻挤在一起，像一群疲惫的巨人。楼间距很窄，晾衣绳横七竖八拉着，挂着冻硬的床单和衣服，像一面面僵直的旗。
李向东找到三号楼。楼门口的水泥台阶裂了缝，裂缝里塞着雪。他踩上去，台阶发出空洞的响声。
三楼，左手门。
门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的木头纹理。门把手是铁的，冰凉。李向东抬手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敲了门。
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然后是脚步声。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个女人，五十多岁的样子，但看起来更老。头发花白，在脑后挽了个髻，有些碎发散落下来。脸很瘦，颧骨突出，眼睛很大，但眼窝深陷，像是被人用拇指在脸上按出的两个坑。
她穿着深蓝色的棉袄，袖口磨得发亮，补丁摞着补丁。
“你找谁？”她问，声音沙哑。
“刘姨。”李向东开口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哑了，“我是李向东。”
女人——刘淑珍愣住了。她盯着李向东看了好几秒，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慢慢亮起来，又慢慢暗下去。
“向东……是向东啊。”她喃喃地说，侧身让开，“进来，快进来，外头冷。”
屋里比外面还冷。
这是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，客厅兼做卧室。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空间，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床单。墙角摆着个柜子，柜门上贴着年画——是几年前的了，鲤鱼跳龙门，颜色已经黯淡。
最显眼的是墙上挂着的照片。黑白，镶在玻璃相框里。照片上是柱子，穿着军装，戴军帽，对着镜头笑。照片下面摆着个搪瓷缸子，就是印着“自卫还击，保卫边疆”那个。
缸子里插着三炷香，已经烧完了，只剩香灰。
“坐，坐。”刘淑珍搬来唯一一把椅子，椅子腿有点晃。她自己坐在床沿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绞在一起，骨节发白。
李向东没坐。他站着，看着墙上的照片。
照片里的柱子二十岁，或者二十一。他记不清了。只记得柱子爱笑，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，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可就是这孩子，用身体压住了那颗雷。
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刘淑珍问。
“前年。”李向东说，“退伍了。”
“工作……有着落吗？”
“在红星机械厂，锅炉房。”李向东顿了顿，“昨天……下岗了。”
“下岗”这个词说出来时，他自己都觉得陌生。以前叫“待岗”，叫“优化组合”，现在报纸上开始用“下岗”了。一个词，轻飘飘两个字，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。
刘淑珍“哦”了一声，没再问。屋里陷入沉默。
窗外的光透过塑料布糊的窗户照进来，浑浊的，像掺了水的牛奶。能看见空气里的灰尘在光柱里缓慢飘浮，像微型星系。
“刘姨，”李向东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“房子……漏雨？”
刘淑珍身体微微颤了一下。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绞在一起的手。
“没事，能住。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“厂里说了，明年……明年可能有维修指标。”
李向东环视屋子。天花板角落有一大片水渍，黄褐色的，边缘发黑，像一张丑陋的地图。水渍正下方摆着个脸盆，盆底还有没倒干净的积水，结了薄冰。
床边摆着三个盆，大小不一，都是接雨用的。
他想起柱子信里的话：“我妈就托付给你了。”
喉咙发紧。
“刘姨，”他又开口，“柱子他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刘淑珍突然抬起头。她的眼睛红了，但没有眼泪。
“不说这个。”她说，站起来，“你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弄点吃的。”
“不用了刘姨，我……”
“坐着。”刘淑珍的语气不容置疑。她走到那个小厨房——其实就是在阳台隔出的一小块地方，开始生火。
煤球炉子，火不好点。她划了好几根火柴，才把引火柴点燃。煤烟冒起来，呛得她咳嗽，弓着背，咳得像是要把肺咳出来。
李向东走过去，“我来吧。”
“不用。”刘淑珍摆摆手，继续捣鼓炉子。火终于旺了，她坐上锅，锅里是昨天剩的玉米粥，已经凝成了冻。
粥热好的时候，屋里有了点热气。刘淑珍盛了一碗，端给李向东。
“家里没啥好的，将就吃。”
粥很稀，能照见人影。李向东接过碗，碗边有个豁口，他记得这个碗——柱子用过。有一次在猫耳洞里，柱子就是用这个碗盛了雨水，两人分着喝。
他喝了一口。粥是温的，不烫，但咽下去时，喉咙像被砂纸磨过。
“刘姨，”他放下碗，“柱子走的时候……”
“他说你是个好人。”刘淑珍突然接话。她坐在床沿上，看着墙上的照片，目光空茫，“信里说的。最后一封信，说他们班长——就是你，是个好人，让他照顾好自己。”
李向东握紧了碗。粗瓷的质感，冰凉。
“他还说，”刘淑珍继续，声音飘忽，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要是他回不来了，让我别太难过。他说他做了该做的事，值。”
屋里又静了。只有炉子里的煤块偶尔“噼啪”响一声。
“可做妈的……”刘淑珍的声音开始颤抖，“做妈的，不想要什么值不值。就想要儿子回来，好好活着，娶个媳妇，生个孩子……”
她说不下去了。用手捂着脸，肩膀开始抽动。但没有声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像一场沉默的地震。
李向东看着这个女人。这个失去独子的母亲，这个住在漏雨的房子里、用三个盆接雨的女人，这个在儿子死后还要说“值”的女人。
他想起柱子最后那双眼睛，亮得吓人的眼睛。
“班长……我妈……”
那句话没说完。永远也说不完了。
“刘姨，”李向东站起来，走到她面前。他个子高，站着的时候要低着头看她，“房子的事，我想办法。”
刘淑珍抬起头，脸上有泪痕，但已经干了。
“不用，”她说，“你也不容易。”
“我有办法。”李向东重复，声音很稳，“您别管了。”
刘淑珍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然后她慢慢站起来，走到柜子前，打开柜门，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布包。
布包是蓝色的，洗得发白。她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钱。有十块的，五块的，一块的，还有毛票，叠得整整齐齐。
“这是我攒的，”她说，把钱推到李向东面前，“八百多。我知道不够，但……”
“刘姨！”李向东打断她，声音提高了，“这钱您收着。我说了，我有办法。”
“你能有什么办法？”刘淑珍看着他，眼神里有担忧，有疑问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——一种深藏的、不敢说出口的恐惧，“向东，你可不能……”
“您放心。”李向东说，接过布包，把钱重新包好，放回她手里，“正经办法。”
他的手碰到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凉，皮肤粗糙，掌心里全是老茧。
刘淑珍没再说话。她只是看着他，那双深陷的眼睛里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最后沉淀成一种复杂的情绪——感激？担忧？还是母性本能的警觉？
李向东避开她的目光。他走到墙边，看着柱子的照片。
照片里的柱子还在笑。永远二十一岁，永远有虎牙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会在漏雨的房子里用三个盆接雨，永远不知道他的班长会站在这里，心里正做一个决定。
一个会改变一切的决定。
“刘姨，”李向东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柱子是我的兄弟。他托付我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”
说完，他转身，朝门口走去。
“向东。”刘淑珍在身后叫他。
他停住，没回头。
“别做傻事。”她说，声音颤抖，“柱子要是知道，也不会让你做傻事。”
李向东的手放在门把手上。铁质的把手，冰凉刺骨。
“不是傻事。”他说，拉开门，“是兄弟该做的事。”
门外，楼道昏暗。他走出去，关上门。
门关上的瞬间，他听见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。很低，很闷，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，又被死死捂住。
他站在门口，站了很久。
然后下楼，走出楼门。
天又阴了。可能要下雪，或者下雨。哈尔滨的春天就是这样，雪和雨交替着来，分不清界限。
李向东走到街上，点了根烟。烟是“哈尔滨”牌，便宜，呛人。他深深吸了一口，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，吐出来时，变成白茫茫的一片。
王婶说的那个数字在脑子里跳：三百。
看场子，一个月三百。一年三千六。盖个房子要多少钱？他不知道，得去问问。
但他知道，这钱不够快。刘淑珍的房子等不起明年，等不起“可能有的维修指标”。
需要更多的钱。更快的钱。
烟烧到手指，烫了一下。李向东扔掉烟头，用脚踩灭。
街对面有个电话亭，绿色的，玻璃碎了半边。他走过去，从兜里摸出硬币，投进去。
拨号时，手指很稳。
电话通了。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粗哑，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。
“谁啊？”
“我。”李向东说，“李向东。”
那边沉默了几秒。
“想通了？”
“嗯。”李向东看着电话亭外灰蒙蒙的天空，“活儿我接。但有个条件。”
“说。”
“先预支三个月工资。”
那边笑了，笑声通过电话线传过来，带着滋滋的电流声，像某种爬行动物的嘶鸣。
“痛快。明天晚上，老地方见。”
电话挂断。听筒里传来忙音，短促而急促，像心跳。
李向东挂好听筒，走出电话亭。
风吹过来，带着化雪时的寒气，刺骨。他拉了拉棉袄领子，朝来时的路走回去。
路过中央大街时，那群年轻人已经不在了。圣索菲亚教堂还在那里，洋葱头穹顶上的雪开始融化，雪水顺着瓦片流下来，像眼泪。
李向东抬头看了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
他的脚步很稳，一步一步，踩在脏污的雪水里。水花溅起来，打湿了裤脚，冰凉。
他知道自己踏上了哪条路。
一条回不了头的路。
为了一个承诺，为了一个死去的兄弟，为了一个住在漏雨的房子里的母亲。
值吗？
他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柱子用身体压住那颗雷时，没问值不值。
他只知道，刘淑珍说“柱子说值”时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他只知道，有些事，必须有人去做。
哪怕代价是整个人生。
天彻底阴下来了。乌云低垂，压着城市的轮廓。又要下雪了。
李向东加快脚步。他要赶在雪下来前回去，收拾收拾。
明天晚上，就是另一个世界了。
而柱子，会在墙上看着他。
永远二十一岁，永远有虎牙，永远不知道他的班长为了他母亲的一个不漏雨的房子，踏进了怎样的深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