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初九,大雾。
浓稠的乳白色雾气从后湖湖面升起,漫过堤岸,吞没了黄册库十二座库房的轮廓。视线所及不过五步,再远就是一片茫茫的白。库兵巡逻的脚步声在雾中变得沉闷而遥远,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沈墨像往常一样,在地字七号库的最深处工作。
但今天的“工作”与往日不同。他没有继续核对无锡县的黄册,而是调阅了常州府下辖另外四县——武进、宜兴、江阴、靖江——自永初三十年至弘安十三年的全部田亩册。
雾从通气孔渗进来,在库房里形成更稀薄的灰白色氤氲。油灯的光被雾气包裹,只能照亮面前一小片区域。沈墨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,与纸页上浮起的微尘混在一起。
他的手指在纸面上缓慢移动,左手同时在一块随身携带的旧算盘上拨动。算珠碰撞的嗒嗒声在寂静的库房里格外清晰,每一声都对应着一个数字的确认或一个疑点的标记。
两个时辰后,他停了下来。
五县数据并列在纸上,形成一张简陋的对比表。
武进县:永初三十年田亩六十八万亩,弘安十三年七十五万亩。增长七万亩,其中瘠田比例从百分之十二增至百分之十五。
宜兴县:田亩从五十二万增至五十八万。瘠田比例从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三。
江阴县:田亩从四十六万增至五十一万。瘠田比例从百分之九增至百分之十四。
靖江县:田亩从三十八万增至四十二万。瘠田比例从百分之八增至百分之十一。
加上无锡县,常州府五县,在过去四十三年间,田亩总数增长三十四万亩。而瘠田的比例,无一例外,全部上升。
这不可能。
江南水乡,经过两百余年的开发,水利不断完善,耕作技术不断进步。瘠田应当被改良,应当转化为中下田,而不是增加。尤其是在太平年景,地方官的重要政绩之一就是“垦荒辟田,改良瘠薄”。瘠田增加,意味着政策失败,是要影响考成的。
可这五县的历任官员,考成记录里却大多有“劝课农桑,田亩增辟”的评语。
矛盾。
唯一的解释是:这些“增加”的瘠田,原本就是中下田,只是被故意登记在瘠田的类别下,以降低赋税等则。而因此“节省”下来的赋税差额,就成为了可以被截留、被瓜分的灰色利益。
沈墨粗略估算了一下。
按每亩瘠田比中田少纳税粮一升五合计算,三十四万亩“虚瘠田”,每年少纳税粮五千一百石。折银,约三千两。
这是每年。
四十年,就是十二万两。
而这还只是常州一府。南直隶有十四个府、四个直隶州。如果每个府都有类似情况……
沈墨感到一阵眩晕,不得不扶住书架。
不是身体上的眩晕,是认知上的。他在这座库房里二十年,自以为熟悉这套制度的一切纹理和漏洞。但现在他发现,自己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水面之下,是庞大到令人窒息的黑暗实体。
他缓缓坐下,从藤篮里取出水囊,喝了一口。水已经冰凉,滑过喉咙时像刀割。
雾气在库房里缓缓流动。远处的架阁消失在灰白之中,仿佛这座库房没有尽头,只是一直延伸到虚无里。
沈墨想起了二十年前,吴老吏临终前对他说的话。
那时吴老吏已经病得很重,躺在土炕上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沈墨去探望他,给他喂水。吴老吏喝了两口,忽然抓住沈墨的手,手指像枯枝一样有力。
“墨哥儿,”吴老吏的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闪着异样的光,“你记住,这库房里的册子,分三种。”
沈墨当时不明白:“哪三种?”
“第一种,是真的。数字是真的,墨迹是真的,纸也是真的。但这种很少,百里无一。”
“第二种,是假的。但假得不高明,一看就知道是胡乱涂改,为了逃几亩田税、几口丁银。这种也无妨,翻不起大浪。”
吴老吏停顿了很久,呼吸变得急促。沈墨给他顺气,他摆摆手,继续说:
“第三种,也是假的。但假得……真。假得比真的还真。假得有一套规矩,有一套学问,假了几十年、上百年,假得让看的人都以为那是真的。”
他的手抓得更紧:“你要是看见第三种……躲开。装作没看见。不然……不然你会被它吞掉。”
说完这些话的第三天,吴老吏死了。死的时候很安静,像睡着了一样。库房里拨了二两银子,买了口薄棺,葬在后湖边的乱坟岗。没有墓碑,只有一个土堆,几年后就被荒草淹没,再也找不到了。
沈墨当时不懂吴老吏的话。
现在他懂了。
他看着桌上那五组数据,看着那些平稳增长的数字,看着那些违反常识的瘠田比例。
这就是第三种。
假得比真的还真。假了一百多年,假得所有经手的人都以为那是真的,假得已经成为了“规矩”本身。
雾更浓了。
沈墨收起纸张,吹熄油灯,坐在黑暗里。
他知道自己该“躲开”。像吴老吏说的那样,装作没看见。
但他做不到。
不是出于正义,不是出于勇气。是一种更顽固的东西——就像他无法容忍自己修补的黄册有一页没对齐,无法容忍抄录的数字有一个错字。这套制度,这些册子,是他二十年生活的全部意义。现在他发现这个意义建立在流沙之上,他无法假装不知道。
黑暗中,沈墨的手指在膝盖上又开始敲击。
那套只有他自己懂的密码。这一次,他敲击的不是数字,是一句话:
“常州五县,瘠田伪增,四十年计,利银逾十万。”
敲完,他停了一会儿,又敲:
“此事非一府一县之弊,乃天下之弊。”
手指在黑暗中舞动,无声无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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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日上午,城南,赵志平提供的小院。
顾清源一夜未眠。
不是不想睡,是不能睡。每次闭上眼,就仿佛又回到鸡鸣寺后山的那个夜晚——黑暗、寒冷、刀光、还有那双被他打晕的人的眼睛。
他坐在窗前,看着院子里的雾气。院子很小,只有三间房,但收拾得干净。院中有一棵老梅树,此时正开着稀疏的黄花,在雾中若隐若现,香气清冷。
桌上摊着两份账册抄本。
一份是周三的,永初十三年的。
一份是赵志平给的,永初六年至八年的。
顾清源已经对照着看了一个时辰。
同样的记录方式:货物用代号,经手人用姓氏或代号,数量精确到石,时间精确到日。同样的折银计算,同样的年底汇总。
但有一个关键不同。
周三的账册里,货物代号只有“甲”“乙”两种。
而旧账册里,代号有六种: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”。
为什么减少?
顾清源拿起笔,在纸上列出两种可能:
第一,业务范围缩小了。永初六年至八年涉及六种货物,到永初十三年只剩下两种。
第二,记录方式改变了。可能为了更隐蔽,将原本六种货物合并归类为两种代号。
他倾向于第二种。因为从账册记录的频率和数量看,周三那本并不比旧账册少,甚至更频繁。
那么问题来了:这六种(或两种)货物,到底是什么?
粮食?最可能。账目单位是“石”,是粮食的计量单位。而且涉及折银,与漕粮折银的手法吻合。
但如果是粮食,为什么需要这么复杂的代号?漕粮就是漕粮,为什么要分成六种?
除非……不是同一种粮食。或者,不是同一个来源、同一个去向的粮食。
顾清源站起身,在屋里踱步。
窗外传来打更声,已是辰时正。雾气依然没有散去的迹象,反而更浓了。远处街市的叫卖声在雾中变得模糊,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絮。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永初八年,朝廷曾有一项政策:允许地方官府在完成定额漕粮之外,将部分余粮就地“折色”(折成银两)上解,以减轻运输压力。但这项政策执行了三年就废止了,原因是“弊窦丛生”。
会不会与这些账册有关?
顾清源坐回桌前,翻开《大明会典》的抄录本——那是他来南京上任时带的,偶尔会查阅制度沿革。他找到“漕运”部分,仔细阅读永初八年至十年的相关条目。
果然有记载。
“……永初八年,令各府州县漕粮除正兑外,其余许量折色,每石折银六钱至八钱,视时价而定……”
“……永初十一年,罢折色例,复令全数起运本色,因查有司多借折色之名,浮收抑价,病民蠹国……”
浮收抑价。
顾清源盯着这四个字。
所谓“浮收”,就是多收。比如该收一石,实际收一石二斗。“抑价”,就是压低折银价格。比如市价每石七钱,折色时只按六钱计算。
这一浮一抑之间,差额就产生了。
而这差额,不会进入国库,只会进入某些人的私囊。
顾清源的手指划过账册上的记录:“甲字货本年累计收两千四百石,出两千二百石,存两百石。按每石折银六钱五分计,存银一百三十两。”
如果“甲字货”就是漕粮,那么“收”就是从百姓那里多收的,“出”是上解国库的正额,“存”就是截留下来的差额。
每年存两百石,折银一百三十两。十年就是一千三百两。
而这只是一个代号的货物。旧账册里有六个代号。
顾清源感到手心渗出冷汗。

他继续翻阅《会典》,找到另一个关键信息:永初十一年废止折色政策后,朝廷曾下令“清查各府州县历年折色数目,造册上报”。
按理说,应该有相应的清查册存档。
如果他能找到那份清查册,与这两本私账对照……
但问题是,那份清查册存在哪里?户部?都察院?还是南京户部?
以他现在的处境,去任何一个衙门调阅档案,都可能打草惊蛇。
顾清源陷入沉思。
雾从窗缝渗进来,在屋里弥漫。桌上的油灯灯焰在雾气中显得朦胧,光线变得柔和而模糊。
不知过了多久,院门外传来敲门声。
三长两短,是赵志平约定的暗号。
顾清源起身开门。赵志平穿着一身便服,戴斗笠,手里提着一个食盒,像普通的访友。
“顾御史,给您带了点早饭。”赵志平进门后,压低声音,“顺便带来了些消息。”
两人进屋,关好门。赵志平放下食盒,从怀里取出一张纸条。
“昨晚府衙接到报案,威武镖局的一个镖师失踪了。名叫吴大有,四十二岁,正是您打晕的那个。”赵志平说,“镖局报了官,但没说是去做什么,只说是夜里出去喝酒就没回来。”
顾清源心中一紧:“他们会查到什么吗?”
“暂时不会。鸡鸣寺那边我今早派人去看了,没有留下明显痕迹。但王瑄那边肯定知道行动失败了,我估计他们会有下一步动作。”
“什么动作?”
“不好说。”赵志平神色凝重,“但今早我来之前,听到一个风声——户部浙江清吏司主事王瑄,昨日递了份文书,说要‘告病休养’一个月。”
“告病?”顾清源皱眉,“这是想暂避风头?”
“可能。也可能是争取时间,处理首尾。”赵志平顿了顿,“还有件事,更蹊跷。”
“什么事?”
“昨天夜里,黄册库那边,也出了点事。”
顾清源抬起头:“黄册库?”
“嗯。守夜的库兵报告,子时前后,看见有人影在库区外围徘徊。追过去看,又不见了。今早查了查,没丢东西,也没发现破坏痕迹。”赵志平说,“本来这种事也不算稀奇,库房重地,偶尔会有小贼觊觎。但凑在这个时间点……”
“您觉得和黄册有关?”
“说不准。但顾御史,您知道黄册是什么吗?”
顾清源点头:“天下户籍田亩的总册,国之重器。”
“不止。”赵志平的声音更低了,“黄册里记的,是朝廷征税派役的依据。每个数字,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钱粮。如果有人能在黄册上做手脚……那能动的利益,可比周三那本私账大得多。”
顾清源心中一震。
他忽然想起,自己之前在都察院翻阅旧档时,曾看到过一些御史的奏疏,提到“黄册造报不实”“数字虚浮”等问题。但那些奏疏往往没有下文,像是石沉大海。
如果……如果王瑄、郑永嘉他们的舞弊,不只涉及漕粮折色,还涉及黄册呢?
那规模,那深度,就完全不同了。
“赵大人,”顾清源缓缓开口,“您刚才说,永初十一年废止折色政策后,朝廷曾下令清查历年折色数目,造册上报。那份清查册,您知道存在哪里吗?”
赵志平想了想:“按制度,应该一式三份,户部、都察院、南京户部各存一份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能不能找到,难说。”
“我想试试。”顾清源说,“如果能找到,和这两本私账对照,或许能看出更多东西。”
赵志平沉默片刻:“南京户部那份,我可以想办法。我在户部有个旧识,是管库档的书吏,欠我个人情。但需要时间,而且要非常小心。”
“拜托赵大人了。”
“至于都察院那份……”赵志平看着顾清源,“您现在是‘告假休养’,不便露面。我建议,可以请周司业帮忙。国子监虽不涉实务,但周司业门生故旧多,或许有办法。”
顾清源点头。这确实是个办法。
“还有一件事,”赵志平从食盒底层取出一本薄册,“这是我从府衙档案里抄来的,永初八年至十年,南京户部经手的折色粮款汇总。虽然只是总数,没有细目,但或许有用。”
顾清源接过,翻开。册子上是各府州县每年折色粮款的总额,密密麻麻的数字,最后有总计。
他快速心算了一下。
永初八年,南直隶各府折色粮款总计:银十八万四千两。
永初九年:十九万七千两。
永初十年:二十一万三千两。
三年,共计五十九万四千两。
而根据旧账册的记录,六个代号的“存银”合计,三年大约在两千两左右。
两千两对五十九万四千两,比例极小。
但顾清源知道,这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账册记录的也许只是王瑄、郑永嘉这个利益集团分到的部分,而整个折色舞弊涉及的总额,要大得多。
“赵大人,”他抬起头,“您说,如果这些事……我是说如果,一直查下去,最后会查到什么位置?”
赵志平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前,看着窗外的浓雾,看了很久。
“八年前,我查那个水手案子的时候,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。”他最终开口,声音很轻,“当时我的上司,应天府尹,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?”
“他说:‘志平啊,这南京城里,有些屋子,你看着门是开着的,其实锁着;有些门看着锁着,其实一推就开。但最怕的,是那些你以为开着,其实锁着,你以为锁着,其实开着,最后你也不知道是开是锁的门。’”
赵志平转过身,看着顾清源:“我当时不懂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。”
顾清源也走到窗边,和他并肩站着。
雾依然没有散。院墙、梅树、远处的屋脊,都隐没在白茫茫之中。世界变得简单,只剩下眼前这一小片可见的范围。
但他们都清楚,雾总会散的。
而雾散之后,露出来的可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风景。
“赵大人,”顾清源说,“如果有一天,您发现那扇门,其实是锁着的,而且锁得很死,您会怎么办?”
赵志平笑了笑,那笑容里有种沧桑的坦然。
“那我就坐在门口等。等有人来开门,或者等我自己老了,等不动了,就回家种地去。”
他顿了顿,补充道:“但在这之前,我总得先搞清楚,那到底是扇什么门。”
顾清源点点头,没有再说话。
两人就这样站在窗前,看着雾,看了很久。
远处传来寺庙的钟声,在雾中回荡,一声,又一声,沉重而悠长,像在丈量时间的厚度。
而在钟声传不到的地方,黄册库深处,沈墨刚刚完成今天的“工作”。
他将所有调阅的黄册归还原位,抚平每一页卷起的边角,像在对待易碎的珍宝。然后他提起藤篮,吹熄油灯,叩响库门。
门外,浓雾如墙。
沈墨走进雾中,身影迅速被白色吞没。
在他怀里,那本私册的某一页,新添了一行小字,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写着:
“常州五县之弊,或为天下之缩影。须查他府数据,以证其伪。”
而在这行字下方,他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案:一扇门。
门半开着,里面是黑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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