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母发现纸条时,天刚蒙蒙亮。
她像往常一样,先到灶前拜了拜灶王爷。那张褪色的年画贴了五年,边角已经卷曲。她从不求大富大贵,只求一家平安,孩子们有口饭吃。
起身时,一张纸从香炉后飘落。
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,边缘参差不齐。上面的字她认不全——她不识字,只上过三天扫盲班。但“大山”两个字她认识,那是儿子的名字。
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她捏着纸,手开始抖。踉跄着跑到堂屋:“他爹!他爹!”
陈父还在睡,被摇醒时一脸迷糊:“咋了?”
“大山……大山留了张纸……”
陈父接过纸,凑到窗前。晨光微弱,他眯着眼,嘴唇无声地动着。他识字,但不多,七个字认了足足一分钟。
然后,他僵住了。
“写的啥?”陈母声音发颤。
陈父没说话。纸从他手里飘落,像片枯叶。他转身,走到大山的床边——被子叠得整整齐齐,枕头下压着那身最好的衣服。打开衣柜,少了件外套。
“他爹!”陈母追过来,“大山写啥了?”

“走了。”陈父说。声音干涩,像从裂缝里挤出来。
“去哪了?”
“城里。挣钱。”
陈母腿一软,瘫坐在地上。没有哭出声,只是张着嘴,眼泪无声地往下淌。陈父站着,像尊雕塑。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,然后安静了。
二河和小川被吵醒,揉着眼睛出来。
“娘,你咋坐地上?”二河去扶。
小川捡起地上的纸:“这是大哥的字。”
“写的啥?”二河问。
小川念出来:“我、去、城、里、挣、钱、别、找、我。”念完,他抬头看父母,“大哥走了?”
陈母终于哭出声来,压抑的、撕心裂肺的哭声。她拍打着地面:“我的儿啊……你才十六啊……城里那么大,你去哪啊……”
二河握紧了拳头。小川愣愣地站着,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
陈父突然动了。他走到门口,拿起扁担和水桶。
“他爹,你去哪?”陈母问。
“挑水。”陈父说。
“这时候还挑什么水!”
陈父没回答,挑起空桶走了。晨雾还没散,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雾里。二河想追出去,被母亲拉住。
“让你爹静静。”
水井在村东头,要走半里地。陈父一路走,一路想。想大山小时候的模样,想他得第一名的奖状,想他说“爹,我不读了,太费钱”时的表情。那天,陈父抽了一夜烟,没说话。他以为儿子只是说说,没想到真走了。
挑水回来,陈母还在哭。小川在哄她,二河在收拾院子——把散乱的农具摆好,把鸡赶回笼子。这个家突然失去了长子,但日子还得过。
“我去找他。”陈父放下水桶。
“去哪找?”陈母抬头,眼睛红肿,“A市那么大,你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!”
“总能找到。”
“钱呢?路费呢?”
陈父沉默了。是啊,钱。去A市的车票要十二块,来回二十四。加上吃饭,最少三十。家里只有五十五元,大山拿走了五十五元,现在米缸底的油纸包里,只剩下几张毛票。
那是攒了三年,准备秋天买化肥的钱。
“写封信吧。”二河突然说,“让大哥回个地址。”
“他不识字咋办?”小川说。
“大哥识字。”二河说,“他初中毕业了。”
陈父坐下来,拿出那支漏墨的钢笔——大山留下的。找了一张烟盒纸,背面是白的。他写了又撕,撕了又写。最后只留下一行:
“大山,回个地址。爹。”
没有写“回家吧”,也没有写“我们想你”。农村人不擅长表达感情,所有的牵挂都藏在最朴素的字句里。
信寄出去了,寄到A市劳动局——陈父听人说,外地人进城都要去那里登记。虽然知道希望渺茫,但还是寄了。
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。
陈母每天拜灶王爷时,都要多磕三个头,求神仙保佑大山平安。她开始失眠,半夜起来,坐在门槛上,望着村口的方向。有时候会突然说:“也不知道大山晚上睡哪。”
“有吃的没。”
“会不会被人欺负。”
陈父不说话,只是抽烟抽得更凶了。地里的活他干得更卖力,仿佛这样就能忘记长子不在身边的事实。
一个月后,汇款单来了。
邮递员在村口喊:“陈富贵!汇款单!五十元!”
陈父跑着去的。接过那张绿色的单子,手抖得几乎拿不住。汇款人:陈大山。汇款地址:A市城南区劳动街47号。附言:平安,勿念。
有地址了。
陈母捧着汇款单,又哭又笑。“五十元……这孩子,他哪来这么多钱……”
“他留了五十五,寄回来五十。”陈父算了算,“也就是说,这一个月,他只花了五块钱。”
五块钱,在A市能活一个月吗?
当晚,陈父又写了封信。这次写满了半张纸:家里都好,钱收到了,你自己留着用,别饿着,冷了加衣,收到信一定回信……
信寄出去了。
又一个月,第二张汇款单:五十元。
又一个月,第三张:五十元。
大山成了村里的话题。“老陈家的大山有出息了,月月寄钱回来。”“听说在A市做大生意呢。”“啧啧,一个月五十,顶咱们干半年。”
只有陈家人知道,这“出息”背后是什么。每张汇款单上的字都不一样:有时工整,有时潦草,有时纸上沾着污渍。可以想象,写信时是在怎样的环境里。
大山的回信很简短:
“爹娘,我很好,在水果摊帮忙,包吃住,别担心。二河小川好好读书。”
每次都是这几句,像复写的一样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,三年了。
房子越来越破,雨季漏水的地方越来越多。二河提出去打工时,陈父没有立刻反对——他反对过,但在现实面前,反对显得那么无力。
就像三年前,他没能留住大山一样。
现在,二河也走了。
拖拉机突突突开走的那天早上,陈母没有像三年前那样瘫坐在地上哭。她只是站在村口,直到拖拉机变成一个小黑点,消失在路的尽头。
回家后,她继续补衣服,喂鸡,做饭。只是在拜灶王爷时,会多念叨一句:“保佑二河,保佑大山。”
小川休学了。不是自愿的,是交不起学费。校长亲自来家里:“孩子成绩不错,休学可惜了。”陈父蹲在门口,一根接一根抽烟。最后校长叹了口气,走了。
小川倒挺高兴,不用上学了。他每天放牛、打猪草,有空就去河里摸鱼。鱼不大,但熬汤能让饭桌上有点荤腥。
秋天,大山寄回一封信,比以往都长:
“爹娘,我现在自己有个水果摊了,一个月能挣一百多。二河是不是要修房子?钱不够跟我说。小川一定要读书,我供他。明年春节,我尽量回来。”
陈母拿着信,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。“他说要回来……要回来过年……”
陈父没说话,但那天晚上,他多吃了半碗饭。
腊月二十三,小年。陈母早早起来,打扫屋子,准备祭灶。她蒸了白面馒头——平时舍不得吃的,专门供灶王爷。
供品摆好,香点上。陈母跪下来,虔诚地磕头。
“灶王爷,您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求您保佑大山在城里平平安安,保佑二河在工地顺顺利利,保佑小川……保佑小川能回去上学。”
她磕了三个头,起身时,目光扫过灶台。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个清晨,那张从香炉后飘落的纸条。
三年了。
大山再也没躺过那张床,二河也走了。这个家,曾经挤着五口人,现在只剩下三个人,还空着两张床。
屋外传来小川的喊声:“娘!牛跑了!”
陈母擦擦眼角,应了一声:“来了!”
她走出门,阳光刺眼。远处的山还是那座山,路还是那条路。日子还要过,就像门前的河,不管发生什么,都要往前流。
只是偶尔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会想起两个儿子离家的背影。
一个在雨夜,一个在清晨。
他们都走向了远方,把最珍贵的青春,换成了寄回来的汇款单,和信纸上那些报喜不报忧的、简短的字句。
灶王爷像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
香烟袅袅升起,带着母亲的祈祷,飘向看不见的远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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