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陈石的商路进化史]小说精彩节选推荐_[陈石陈建国]番外

一、1976年，皖北

那年陈石十岁，记得最清楚的是饿。

不是一日三餐之间那种寻常的饥饿，而是从胃袋深处蔓延出来的、带着酸水的空洞感，像有只无形的手在腹腔里缓缓搅动。每天早上醒来，这种感觉便如影随形，伴随着破旧土房里渗进的寒意，成为他对世界最初的认知。

陈家住在陈圩子村东头，三间土坯房，屋顶的茅草已经发黑，下雨天要用木盆在屋里接漏水。堂屋正中贴着褪色的毛泽东像，两侧是父亲陈建国手写的对联：“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全靠毛主席”。字迹工整有力，是村里少有的好书法。

1976年的安徽农村，土地还是集体的，干活记工分，年底分粮。陈石常听村里老人念叨“五九年”，那时他还没出生，但从大人们瞬间黯淡的眼神和突然降低的语调里，他隐约知道那是比现在更难熬的岁月。

“小石头，过来。”

母亲周秀兰蹲在灶台前，从瓦罐里小心地舀出两瓢玉米面，想了想，又倒回去半瓢。铁锅里水已烧开，冒着白气。她将玉米面细细撒入沸水，用木勺快速搅拌，很快，一锅稀薄的玉米糊散发出粮食特有的香气。

陈石和八岁的妹妹陈梅已经坐在小木桌前。两只豁口的粗陶碗里，玉米糊映着清晨灰白的光。没有菜，只有一小碟腌萝卜条，黑褐色的，切得极细——这样显得多些。

“吃吧。”母亲说，自己却不坐，转身去收拾灶台。

陈石端起碗，沿着碗边小心地吸溜。滚烫的糊糊滑过喉咙，暂时压住了胃里的空虚。他知道，这碗糊糊要支撑自己一个上午——走去三里外的村小学上课，中间没有加餐。妹妹的碗里比他更稀些，水面几乎能照出人影。

“妈，你不吃？”陈石抬头问。

“我待会儿。”母亲背对着他，声音平静，“你爹下工回来，要给他留点。”

陈石不再说话，低头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。那些附着在陶碗纹路里的残渣，他用手指一点点刮下来送进嘴里。这个动作他做得自然无比，村里所有孩子都这样。

父亲陈建国是天蒙蒙亮就出门的。作为生产队副队长，他要赶在社员上工前安排好当天的活计：哪块地该除草了，哪片麦子该浇了，哪头牛今天拉肚子不能使唤。陈石有时会想，爹管着全村一百多号人，怎么家里的粮食还是不够吃呢？

这个问题他不敢问。只隐约感觉到，爹和村里其他干部不太一样。

二、父亲的书箱

陈建国的确不一样。他是村里唯一去过北京的人——不是旅游，是1966年大串联时去的。那年他十八岁，和县里十几个红卫兵一起，扒火车去了天安门广场，见到了毛主席。回来时，他带回两样东西：一枚毛主席像章，和一箱子书。

像章别在父亲唯一一件中山装左胸口袋上，每逢重要场合才穿。书则藏在床底下一口旧木箱里，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。

陈石偶然发现那个书箱，是在一个雨天。他玩弹弓打鸟时淋了雨，回家换衣服，从床下拖出装旧衣的篮子，碰到了硬物。费力拉出来，是个沉甸甸的木箱，锁已经锈坏，一掰就开。

油布掀开的瞬间，陈石愣住了。

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书。《资本论》《毛泽东选集》《鲁迅全集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还有一堆封面印着外文字母的书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书本整齐地码放着，边角已经磨损，书页泛黄，但保存得很好。

“谁让你动这个的？”

父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带着罕见的严厉。陈石吓得一哆嗦，书从手中滑落。

陈建国大步走过来，却没有责骂，只是蹲下身，小心翼翼捡起那本书——是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封面是斯诺拍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照片。他用袖子擦了擦书封，重新放回箱中。

“爸，这些书……”

“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陈建国合上箱盖，声音缓和下来，“你想看？”

陈石用力点头。

父亲沉默了片刻，像是在权衡什么。窗外雨声淅沥，土墙上水渍蔓延出奇怪的形状。

“可以看，”父亲最终说，“但要答应我几件事。第一，不许告诉任何人，特别是外面的人。第二，只能在这儿看，不能拿出去。第三，看书前要洗手。”

陈石忙不迭地答应。从那天起，床底下的世界对他敞开了。

他最先翻开的是《三国演义》，繁体竖排，很多字不认识，连蒙带猜地读。桃园结义、三顾茅庐、火烧赤壁……那些遥远时代的故事，像一扇扇窗户，让他看到了村子以外的世界。原来人可以那样活着——不是为了挣工分、分口粮，而是为了理想、忠诚和天下。

有一次他读到曹操的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，忍不住念出声。正在补衣服的母亲抬起头，眼神复杂地看着他。

“你爹年轻时，也常念这句。”她说。

陈石问：“爹为什么不去城里工作？他读过书，认识字。”

母亲手中的针线停顿了一下。“有些事，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。”

三、算盘与算数

陈石真正的数学启蒙，不是在学校，而是在生产队的仓库里。

那年秋天，生产队收完花生，堆在打谷场上晾晒。作为副队长的儿子，陈石被允许在场边玩耍——实际上是帮忙盯着，防止鸡鸭偷吃。

傍晚，会计老孙头来了，带着算盘和账本。他要计算今年花生的总产量，按工分分配到各家各户。这是个技术活，全队只有老孙头会。

陈石蹲在旁边看。老孙头五十多岁，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绑着的眼镜，手指枯瘦，但拨起算盘来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算珠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在黄昏的空气中格外清晰。

“孙爷爷，这是什么？”陈石指着算盘上横梁问。

“这叫‘梁’，上面一颗珠子代表五，下面一颗代表一。”老孙头难得有耐心，“你数数，上面几颗？”

“两颗。”

“那一档就是五加五，等于十。这里一共有十三档，从右往左，是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……”老孙头边讲边演示，手指翻飞间，数字仿佛活了过来。

陈石看入了迷。当老孙头开始按户分配时，他更是竖起耳朵。

“陈建国家，两个劳动力，全年出工三百二十天，其中重体力活一百八十天，轻体力一百四十天。重体力一天十个工分，轻体力八个……”老孙头嘴里念念有词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，“所以总工分是……三千三百二十。”

陈石在心里默默计算：180×10=1800，140×8=1120，加起来确实是2920。不对，他刚才说的是三千三百二十？

“孙爷爷，您算错了。”陈石脱口而出。

老孙头抬起头，透过破损的镜片看着他：“哪里错了？”

“重体力180天，每天10分，是1800分；轻体力140天，每天8分，是1120分。加起来是2920分，不是3320。”

现场突然安静了。几个正在装花生的社员停下动作，看向这个十岁的孩子。

老孙头愣了几秒，重新核对账本，手指在算盘上又拨了一遍。然后他摘下眼镜，擦了擦，苦笑道：“还真是我错了。昨天没睡好，眼花了。”

陈建国闻声走过来，听完原委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只是拍了拍儿子的头：“小孩子别瞎说。”

但陈石看见，父亲转身时，嘴角有一丝极难察觉的笑意。

那天晚上，陈建国带回一把旧算盘，框架已经开裂，用铁丝缠着。“老孙头送你的，”他说，“说你有天赋。”

从此，陈石又多了一个秘密的玩具。夜深人静时，他躲在煤油灯下，练习加减乘除。算珠的声响清脆而规律，像是某种密码，能解开世界的秩序。

四、母亲的秘密

饥饿最严重的时候，陈石发现了母亲的秘密。

那是1977年春天，青黄不接的季节。生产队的存粮已经见底，新麦还要两个月才能收割。村里开始有人外出“讨生活”——实际上是逃荒，只是说得委婉些。

陈石夜里常常饿醒。胃里的空烧感让他无法入睡，只能睁着眼睛看屋顶的椽子，数上面的木节。有一天半夜，他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悄悄爬起来，透过门缝往外看。

月光下，母亲蹲在院子的角落里，面前摆着几个破瓦盆。她正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布袋，将里面的东西倒进瓦盆——是各种颜色的豆子：红豆、绿豆、黄豆，还有陈石不认识的黑色小颗粒。

母亲用水淘洗豆子，然后从井里打水，倒入瓦盆。做完这些，她仔细地将瓦盆移到墙根的阴影处，用稻草遮盖好。

陈石退回床上，心里充满疑惑。家里明明已经没有粮食了，这些豆子是哪来的？
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答案揭晓了。母亲从外面回来，背篓里装着半袋麸皮——磨面后剩下的粗糙部分，通常用来喂猪。她将麸皮倒进大盆，然后从墙根下端出那几个瓦盆。

豆子已经发芽了，细嫩的白色根须在水中舒展。母亲将豆芽和麸皮混合，加入盐和野蒜末，开始揉捏。最后，她把这些混合物拍成巴掌大的饼，贴在灶膛内壁上，用余火慢慢烤。

傍晚，当第一张饼出炉时，陈石终于忍不住问：“妈，这能吃吗？”

母亲掰了一小块递给他。饼很粗糙，麸皮扎嘴，但豆芽的清香和盐的味道混合在一起，竟然出奇地可口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实实在在地填满了胃。

“这是你外婆教我的。”母亲一边烤饼一边说，“五九年那会儿，村里饿死好多人，我们就靠这个活下来的。”

“豆子是哪来的？”
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去年秋收时，我每天下工回来，在裤脚里缝个小口袋，每次抓一把豆子。积少成多。”

陈石愣住了。他知道这叫“偷”，是严重的事。要是被抓住，游街批斗都是轻的。

“怕吗？”他问。

母亲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：“怕。但更怕你们饿死。”

那一刻，陈石突然明白了母亲每晚辗转反侧的原因，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是最后一个吃饭，明白了她眼中那些挥之不去的忧虑。生存的智慧，有时就藏在道德的灰色地带里。

那天晚上，他吃了三张饼，是几个月来第一次有饱腹感。胃里沉甸甸的，心里却空落落的。

五、县城之行

1978年夏天，陈建国要去县城开会。破天荒地，他决定带上儿子。

“让他见见世面。”父亲对母亲说。周秀兰连夜给陈石缝了一件新褂子，用父亲的旧中山装改的，虽然大了两号，但总算没有补丁。

天没亮就出发了。父子俩步行到公社，搭乘拖拉机到区里，再换乘一天只有一班的公共汽车。车子是苏联嘎斯车改装的，没有座椅，乘客都站着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汽油味、汗味、鸡鸭的粪味混合在一起，熏得陈石头晕。

但这一切不适，在看见县城时都烟消云散了。

柏油马路！真正的、黑色的、平坦的马路，和村里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土路完全不同。路两边有整齐的梧桐树，树干刷着白色的石灰水。三层高的楼房——陈石仰头数了又数，真的是三层！玻璃窗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最让他震撼的是百货大楼。四层建筑，外墙贴着淡黄色的瓷砖，门口有台阶，上面还搭着雨棚。透过玻璃门，他能看见里面明亮的灯光、琳琅满目的商品：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，还有柜台里色彩鲜艳的布料。

“爸，这些东西……都是卖的吗？”

“嗯，用钱买。”

“贵吗？”

“贵。”陈建国简洁地回答，拉着儿子走开了。

但陈石的目光被钉住了。他看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，穿着白衬衫和蓝色背带裤，手里拿着一个铁皮玩具汽车，在地上推着玩。汽车是红色的，轮子会转，车门还能打开。

那一瞬间，陈石第一次意识到什么叫“差距”。同样的年龄，那个男孩拥有的是他无法想象的玩具，而他连饭都吃不饱。这个认知像一根刺，扎进他心里。

中午，陈建国带儿子去国营饭店吃饭。这是陈石第一次下馆子。饭店里飘着油香和酱油的味道，让人直流口水。他们点了两碗阳春面，每碗一毛二分钱，再加二两粮票。

面端上来了。乳白色的汤，细细的面条，上面撒着葱花，还有两片薄薄的猪肉。陈石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肉，在嘴里含了很久才舍得咽下。汤他也喝得一滴不剩。

邻桌是一对干部模样的夫妇，带着一个小女孩。他们点了红烧肉、炒鸡蛋和米饭。小女孩挑食，把肥肉都挑出来扔在桌上。陈石看着那些被丢弃的、油光发亮的肉块，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。

父亲注意到他的目光，低声说：“别看了，吃自己的。”

但陈石控制不住。那些肉，那些被随意浪费的食物，在他们家可以吃好几天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

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至少现在没有。

六、书本里的世界

从县城回来后，陈石更频繁地钻进父亲的书箱。如果说之前看书是为了故事和知识，那么现在，他是在寻找答案——关于不平等，关于贫穷，关于如何改变命运的答案。

他囫囵吞枣地读完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当然大部分没看懂，但记住了几个词：“剩余价值”“剥削”“阶级斗争”。他把这些词和村里的现实对照：为什么干部家里工分总是最多？为什么同样的劳动，分到的粮食却不一样？

他也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被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吸引。原来几十年前，也有人思考过农民的问题，而且思考得那么深刻。

有一天，他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封面已经脱落，扉页上写着：《国富论》，亚当·斯密著。这是一本手抄本，字迹工整，显然是父亲年轻时抄录的。

开篇第一句话就吸引了他：“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。”

陈石反复咀嚼这句话。劳动创造价值，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。但为什么在村里，劳动最多的人不一定分到最多的粮食？为什么会计老孙头拨弄几下算盘，就能决定各家各户的收入？

他带着问题去问父亲。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，父子俩坐在院子里乘凉。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，远处池塘传来蛙鸣。

“爸，什么叫价值？”

陈建国摇着蒲扇的手停了一下。“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

“书上看到的。”

父亲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陈石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终于，他开口了，声音低沉：“价值……就是一样东西值得多少。但值得多少，不是由干活的人说了算。”

“那由谁说了算？”

“由需要它的人，由能交换到的东西，由……很多复杂的东西。”

这个回答不能让陈石满意，但他知道父亲已经说得够多了。在那个年代，谈论价值、交换、市场，都是敏感话题。

“爸，你后悔吗？”陈石突然问，“后悔从北京回来？”

这个问题太尖锐，连他自己问出口后都有些后悔。但陈建国没有生气，只是抬头看向夜空。那晚星星很密，银河像一条淡淡的雾带横跨天际。

“后悔过，”父亲诚实地说，“特别是饿得睡不着的时候。但后来想想，在哪里都是活。北京有北京的好，农村有农村的好。”

“有什么好？”

“这里天高，地广，人实在。”父亲顿了顿，“而且，如果我不回来，就不会遇到你妈，也不会有你和妹妹。”

陈石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味：有些选择，一旦做了，就没有回头路。人生的道路不是笔直的，它曲折、分叉，有时甚至绕回原点。重要的是，在每一个节点上，你如何选择，以及为什么选择。

那个夜晚，九岁的陈石第一次思考关于命运的问题。如果父亲当年留在了北京，他现在会是那个在百货大楼前玩铁皮汽车的男孩吗？会每天吃饱饭，穿没有补丁的衣服吗？

也许。但那样，他就不会知道饥饿的滋味，不会理解一粒粮食的重量，不会在深夜里听算盘珠子的响声，也不会躲在床底下偷看禁书。

所有这些“不会”，究竟是好是坏？

他没有答案。但有一个念头悄悄生根：无论命运把他抛到哪里，他都要爬上去，爬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
七、第一笔“生意”

机会来得比想象中早。

1979年春天，村里发生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生产队开始试行“包产到户”，二是公社供销社来村里收购中药材。

陈石放学回家时，看见母亲和几个妇女在路边挖一种开黄花的植物。他认得，这是蒲公英，村里人叫“婆婆丁”，嫩叶可以吃，老了就挖根。

“挖这个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供销社收，晒干的根两分钱一斤。”母亲头也不抬地说，“听说城里人用来制药。”

陈石心里一动。他放下书包，也跟着挖起来。很快他就发现，田埂上、河滩边、荒地里，蒲公英到处都是，但大人们只挖离家近的，远的地方没人去。

那天晚上，他在油灯下算了一笔账：一斤干根两分钱，十斤就是两毛钱。如果能挖一百斤，就是两块钱。两块钱能买什么？能买十六碗阳春面，或者二十本练习本，或者……

算盘珠子在他脑海里噼里啪啦地响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陈石起了个大早。他背上背篓，带上小锄头和水壶，直奔村北的乱坟岗。那里荒草丛生，平时少有人去，蒲公英长得格外茂盛。

从清晨到中午，他挖了满满一背篓。手指被锄头磨出了水泡，腰酸得直不起来，但心里是满的。回家后，他把蒲公英根洗干净，摊在竹席上晾晒。

三天后，根晒干了，一称，足足八斤半。

陈石用旧床单包好，步行去公社供销社。收购站前排着队，都是村里来卖东西的妇女。轮到他时，收购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包裹。

“小孩，你家大人呢？”

“我自己挖的。”

“哟，能耐啊。”年轻人称了重量，“八斤半，一斤两分，总共一毛七分钱。”

他从抽屉里数出硬币：一个一毛的，一个五分的，两个一分的。陈石小心翼翼地把钱擦在手心，硬币被体温焐得温热。

一毛七分钱，不多，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笔自己挣的钱。不是父母给的，不是捡的，是用劳动和汗水换来的。

回家的路上，陈石经过公社小学门口的小卖部。玻璃柜台里摆着水果糖，一分钱两颗。他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没有买。而是去供销社的文具柜台，花一毛钱买了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，又花五分钱买了一支带橡皮头的铅笔。

剩下的两分钱，他给妹妹买了两颗糖。

那天晚上，陈石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工工整整地写下：“1979年4月12日，卖蒲公英根，收入0.17元。支出：笔记本0.10元，铅笔0.05元，糖0.02元。结余：0.00元。”

然后，在下面空行，他写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商业计划：

“1. 发动同学一起挖，按斤付钱（每斤0.5分）。

2. 扩大品种：车前草、益母草、苍耳子，供销社都收。

3. 如果量大，能不能直接卖给县药材公司？价格会不会更高？”

写到这里，他停下笔，看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。窗外的春夜很安静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。他的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血液里奔流。

那是渴望，是野心，是改变命运的强烈冲动。

他知道，从这一毛七分钱开始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蒲公英的根深深扎进泥土，看似卑微，却能破土而出，开出金黄的花，把种子撒向远方。

而他，陈石，这个皖北农村的九岁男孩，也要像蒲公英一样，从最贫瘠的土壤里，长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八、父亲的远见

陈石的小生意做了不到一个月，就被父亲发现了。

那天他收了十几个同学的“货”，晒干的药材装了整整两麻袋，正准备借村里的板车拉到公社去。陈建国从田里回来，看见院子里堆成小山的麻袋，愣了一下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药材。”陈石老实交代，“蒲公英根、车前草、苍耳子。供销社收的。”

陈建国蹲下，抓了一把苍耳子看了看。这些带刺的小果实晒干后变成深褐色，是常用的中药材。

“你一个人挖的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让同学们挖，付他们工钱。”

陈建国抬起头，看着儿子。十岁的陈石站在那儿，衣服上沾着泥土，手指有刚愈合的水泡痕迹，但眼睛很亮，那种光亮陈建国在很多年前见过——在镜子里的自己眼中。

“进来。”父亲站起身，往堂屋走。

陈石心里打鼓，跟了进去。母亲周秀兰正在纳鞋底，看见父子俩的表情，放下手里的活计。

“你儿子在做生意。”陈建国说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

周秀兰看了陈石一眼，又看向丈夫：“孩子想挣点钱，也不是坏事……”

“不是坏事？”陈建国打断她，“你知道现在外面什么形势？投机倒把是要坐牢的！”

“我这不算投机倒把！”陈石忍不住反驳，“我付出劳动了，同学们也付出劳动了，供销社明码标价收购，怎么就是投机倒把？”

陈建国盯着儿子，沉默了很久。堂屋里只有座钟的滴答声。

“你知道‘投机倒把罪’是怎么定义的吗？”父亲终于开口，“以牟取暴利为目的，套购国家计划物资，转手加价出售。你从同学那里收药材，再加价卖给供销社，这就是转手加价。”

“我没有加价！供销社收两分钱一斤，我给同学一分五，我自己挣五分钱的辛苦费。我跑腿、晾晒、运输，这些不是劳动吗？”

陈石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一半是委屈，一半是愤怒。他觉得自己没错，劳动获得报酬，天经地义。

陈建国看着儿子涨红的脸，突然笑了。不是嘲讽的笑，而是欣慰的、复杂的笑。

“你说得对，”他说，“劳动应该获得报酬。但现在政策还没明确，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事进去了。”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，是昨天的《安徽日报》，头版有一条消息被红笔画了出来：“省委工作会议强调，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”
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父亲把报纸推过来。

陈石识字已经不少，能读懂大概意思。文章说，要打破“大锅饭”，允许个体经营，发展商品经济。他抬起头，眼睛更亮了。

“爸，这是不是说……”

“说政策要变了。”陈建国接话，“但文件从省里到县里，从县里到公社，从公社到村里，需要时间。在这个时间里，太冒头的人容易成为靶子。”

他点了支烟——这是陈石第一次见父亲抽烟。烟雾袅袅升起，在昏暗的光线中盘旋。

“你的生意，可以做，但要换种方式。”陈建国缓缓说，“不要‘雇’同学，改成‘换’。他们给你药材，你帮他们代买文具、代缴学费，或者用别的他们需要的东西交换。这样就不是雇佣关系，是互助。”

陈石愣住了。他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反对，反而给出了更聪明的建议。

“另外，不要只盯着供销社。”陈建国继续，“县药材公司我有认识的人，下次我去县城，带你去见见。如果他们收，价格可能更高。”

“爸，你……你不反对？”

“我反对你冒险，但不反对你动脑子。”父亲弹了弹烟灰，“这世道要变了，变得会让很多人措手不及。你能早点学会游泳，是好事。”

那天晚上，陈石失眠了。他反复回想父亲的话，回想报纸上的文章，回想这一年来村里的变化：包产到户的传言越来越多，集市上开始有人偷偷卖鸡蛋和蔬菜，隔壁村甚至有人买了一台二手拖拉机……

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十三岁的陈石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但他能感觉到，风已经起了，而且会越来越大。

他爬起床，点亮煤油灯，翻开那本红色笔记本。在最新的账目后面，他写下一行字：

“父亲说：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但要做第一个知道怎么吃的人。”

窗外，1979年的春夜深沉。皖北平原上，千万户农家沉睡着，不知有多少人梦见了改变，也不知有多少改变正在梦中酝酿。

而对陈石来说，这个夜晚最大的收获不是商业建议，而是一个认知：父亲不是他想象中那个被时代困住的、认命的农民。父亲的心里，也有一团火，只是被岁月和现实深深掩埋。

那一箱书，那些深夜的阅读，那些偶尔流露的远见，都在暗示着一个事实：陈建国也曾是有抱负的青年，也曾仰望过星空。只是时代没有给他翅膀，他只能把飞翔的梦想，悄悄种在儿子心里。

陈石合上笔记本，吹灭油灯。黑暗中，他睁着眼睛，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有力而坚定。

仿佛在说：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。

这个从饥饿中长大的孩子，这个在算盘声中启蒙的少年，这个从蒲公英根里看见商机的准商人，即将推开一扇门，门外是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，是中国商业文明复苏的前夜。

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三十年后，当他在深圳高达三百米的办公室俯瞰城市夜景时，会突然想起这个皖北春夜，想起父亲烟雾中深邃的眼睛，想起那一毛七分钱带来的悸动。

所有的伟大，都始于渺小。

所有的远方，都始于足下。

所有的商业帝国，都始于一个孩子手心攥出汗的硬币，和一颗不甘平凡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