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风裹着水汽，带着铁锈和柴油的味道，灌进周久明的领口。他站在“湘运七号”微微摇晃的甲板上，脚下是经年累月被江水浸泡、又被无数双鞋底磨得发亮的旧木板。这是他第一次上潘家的船，但赌档里那种混合着汗味、烟味和铜钱锈蚀的独特气息，早已深入他的骨髓。
三条铁壳驳船并排拴在汉水边一片废弃的小码头旁。船上生活区狭小潮湿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炉子上的铝壶噗噗冒着白气。潘观申盘腿坐在矮桌旁削着湖南腊肉，潘润申在船舷边冲洗毛巾，潘建申检查着缆绳。
“船上讨生活，讲究个‘稳’字。”潘观申削下一片腊肉递给周久明，“船要稳，人心更要稳。风浪来了，慌不得，乱不得。”
周久明嚼着咸香辛辣的腊肉，脑海里却闪过自己第一次在蔡老倌赌档里“毛糙”坏事的场景。那不过是他当“钉子”的第三天，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愣头青。
那天档口里来了个生客，穿着当时少见的夹克衫，戴副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下注却狠，几把“牌九”下来，面前堆起了不少钱。周久明的任务之一是给客人添茶水。他端着那个永远油腻腻的铝壶，挨个给赌客续水。走到那眼镜客人身后时，客人正好兴奋地一挥手喊“开！”，胳膊肘猛地撞到了周久明的手。
一壶滚烫的开水，大半泼在了客人手臂上，小半溅到了赌桌上。
“哎哟我操！”眼镜客惨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袖子瞬间湿透，烫得龇牙咧嘴。赌桌上一片混乱，纸牌被打湿，几张钞票也沾了水。
“你个乡巴佬！没长眼睛啊？！”眼镜客又痛又怒，一把揪住周久明的衣领。
整个档口瞬间安静，所有目光都聚集过来。蔡老倌盘核桃的手停了，眼神冷得像冰。旁边两个沉默的壮汉已经挪动了脚步。
周久明脑子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想起蔡老倌定下的规矩：伺候牌局，手脚要稳，眼睛要亮，最忌毛手毛脚惊扰客人。他张了张嘴，喉咙发干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就在眼镜客的巴掌要扇下来时，蔡老倌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却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：“刘干部，对不住，新来的伢，手脚笨。”他使了个眼色，一个壮汉立刻上前，不动声色地隔开了眼镜客和周久明，另一个则麻利地清理桌子，换上干爽的牌和垫布。
蔡老倌亲自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瓷瓶：“正宗港货‘红花油’，刘干部先抹点，消消肿。今天刘干部的手气，都算我的。”他又瞥了一眼僵在原地的周久明，“还杵着干嘛？滚出去！”
周久明几乎是踉跄着被“请”出了档口，在昏暗的巷子里站了半夜，听着里面重新响起的洗牌声和吆喝声，浑身冰凉。他知道，这份好不容易得来的活计，怕是到头了。
后半夜，赌客散尽，蔡老倌才叫他进去。老头子没打也没骂，只是让他站在那儿，自己慢悠悠地收拾着东西。
“晓得错哪儿了？”蔡老倌问，语气平淡。
“我……我不该毛手毛脚，烫了客人，坏了局。”周久明低着头。
“还有呢？”
周久明答不上来。
蔡老倌叹了口气：“你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我不怪你。但你要记住，在这地方，你就是一个影子，一个摆设。客人赢了输了，高兴了恼了，你都当没看见。你的眼睛，只能看门外有没有‘雷子’，你的耳朵，只能听外面有没有动静。牌桌上天塌下来，只要不是‘雷子’来了，都跟你没关系！你倒好，一壶开水，差点给我浇出个仇家来！那刘眼镜，是隔壁区供销社的，虽不是多大的人物，但真要闹起来，也是麻烦！”
周久明冷汗涔涔。
“念你是初犯，给你个机会。”蔡老倌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“这钱，赔给刘干部的衣裳。剩下的，明天去‘老通城’买两碗豆皮，给刘干部赔礼。话怎么说，不用我教吧？”
“不用不用，谢谢蔡伯！谢谢蔡伯！”周久明连忙接过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第二天，他提着豆皮，按照蔡老倌给的地址，找到那个刘干部的单位，点头哈腰地赔了不是。刘干部手臂上还缠着纱布，大概收了蔡老倌的好处，也没再为难他，只是板着脸教训了几句“做事要稳重点”。
这件事给周久明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。他明白了，在这个鱼龙混杂、利益攸关的方寸之地，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引来大祸。他开始刻意训练自己：走路轻，动作慢，眼神低垂，非必要绝不与赌客有任何眼神接触。添茶倒水时，壶嘴永远离客人手臂一尺远。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沉默的、近乎隐形的存在。
跑腿的活计，他也干得越发谨慎。赌客们赢了钱，有时会打发他去买烟、买酒、买宵夜。买什么牌子，去哪个摊子买，找多少钱，都必须清清楚楚。他专门弄了个小本子，用只有自己懂的符号记下：王师傅要“大前门”两包，找零三毛；李老板要“白云边”四两，不要散打的要瓶装的；张干部要“老通城”豆皮，多加卤汁……一笔笔，记得分明。回来交东西，找零钱，一分不能错。错了，轻则挨骂，重则被怀疑昧钱，那是大忌。
有一次，一个常客赢了大钱，兴致极高，甩给他一张“大团结”，让他去“买条好烟，再弄瓶好酒，剩下的赏你了”。周久明跑了两条街，买了当时最紧俏的“红塔山”和“汾酒”，找回的零钱仔细数好，连同东西一起奉上。那客人看也没看零钱，挥挥手：“说了赏你的。”周久明却坚持把该找的钱放在桌上，低声说：“老板手气旺，赏我包烟钱就感激不尽了。”那客人看了他一眼，哈哈一笑，抽出一张五元的塞给他：“小子，有点意思！会做事！”
这件事后来传到蔡老倌耳朵里，老头子难得地对他点了点头：“贪小便宜吃大亏。不该拿的钱，一分不拿；该拿的钱，拿得堂堂正正。你算是入门了。”
正是这份在赌档里被磨砺出来的谨慎、隐忍和算清分明的习惯，让潘建申注意到他，并最终将他带入了堤下散烟和后来更复杂的生意中。赌档是周久明的第一所“社会大学”，教会他的不仅是察言观色，更是一种在灰色地带生存的底层智慧：管住手脚，管住眼睛，管住贪念，在混乱中保持绝对的清醒和界限感。
“看出什么了？”潘观申的问话，将周久明从回忆里拉回。他指的是眼前这条船，以及昨晚那场隐秘的赌局。
周久明定了定神，目光扫过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前舱，仿佛还能看到昨夜绿绒布台面上堆积的钞票，听到赌客们压抑的吆喝和潘观申用木尺量钱时轻微的刮擦声。他缓缓道：“观申哥，建申哥，润申哥。昨晚的局，让我想起在蔡老倌那里的一件事。”
他简单讲了开水烫客人的糗事，也讲了后来如何跑腿、记账、分文不差。潘家兄弟听着，神色各异。
潘润申嗤笑一声：“赌档里伺候人的把式，算个球本事。”
潘建申却若有所思：“久明，你的意思是？”
周久明斟酌着词句：“蔡伯的档口，地方小，客人杂，靠的是眼明手快，不出差错，才能立住脚。咱们这船上的局，场面大了，客人也‘贵’了，但道理，我觉得没变。还是要一个‘稳’字，要让人放心。昨晚观申哥量钱那手法，快、准、有谱，客人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们心里是服的。这跟我在赌档里把账算清、不贪不该拿的钱，是一个理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着潘观申手里那把油亮的木尺：“赌档里，钱是散的，乱的，人心也是浮的。蔡伯靠规矩镇着。咱们这船上，钱是成沓的，客人是有身份的，但人心里的算计，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观申哥这把尺子，量的不只是钱的厚度，怕是还有人心的深浅、事情的轻重。”
潘观申摩挲木尺的手停下了，他抬眼仔细看了看周久明，眼神里掠过一丝讶异和欣赏。他没想到，这个平时话不多、做事踏实的乡下伢，能看到这一层。
“接着说。”潘观申声音平和。
周久明吸了口气，把心里盘旋的想法说出来：“在赌档跑腿，我知道哪些客人是真来赌的，哪些是来谈事的，哪些是来‘交朋友’的。昨晚船上那几位，我看，谈事、交朋友的，怕比真赌的多。咱们这船，提供的不只是个赌钱的地方，更是个能让人放下心防说话的地方。这比抽水，可能更紧要。”
潘建申一拍大腿：“对头！久明说到点子上了！观申哥，咱们这‘水上茶楼’，招牌就得是‘稳当’、‘放心’！让人敢来，敢玩，更敢谈！”
潘观申缓缓点头，将木尺轻轻放在桌上：“赌档里的毛糙，你能记住，能改，这是你的长处。这船上，局面更大，水更深，毛糙一次，可能就翻不了身。你刚才说的‘人心的深浅、事情的轻重’，是句明白话。这把尺，”他指了指木尺，“量钱是实，量人心、量分寸是虚。虚实之间，就是咱们吃饭的门道。”
他看向窗外开始繁忙的江面，语气低沉：“咱们潘家，从洞庭湖到长江，祖传的手艺是跟水打交道。水这东西，看着软，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做人做事，也一样。太硬了，容易折；太软了，立不住。得像水，该绕的时候绕，该冲的时候冲，但心里，得始终有杆秤，知道深浅，知道流向。”
江风带着湿气吹进船舱，吹动了桌上那张记着昨夜抽水细账的纸条。周久明看着那微微颤动的纸，又看看潘观申手边那把沉静的木尺，忽然对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这“江湖”，不仅是打打杀杀，不仅是人情世故，更是一种在湍急水流中把握平衡、在莫测人心间丈量分寸的、近乎本能的小心与算计。他从赌档那张油腻的牌桌，来到了这艘摇晃的驳船，面对的局更大，要学的“稳”字诀，也更复杂、更凶险。
而此刻，在多年后三监区冰冷的囚室里，回忆起这段往事，周久明嘴角泛起一丝难以形容的苦笑。那时他以为学到了立身的根本，却不知，无论是赌档的规矩，还是船上的尺度，在更高维度的“江湖”规则和国家意志面前，都脆弱得如同儿戏。那把曾让他惊叹不已、能精准丈量钞票厚度的木尺，最终，却未能丈量出他自己命运的深渊有多深，那艘曾以为能乘风破浪的“湘运七号”，也终究未能驶离时代巨掌翻覆的航道。所有精妙的算计，所有小心翼翼的平衡，所有在灰色地带摸索出的生存智慧，在绝对的力量和清晰的边界面前，都不过是螳臂当车。他从一个需要学习“不要毛糙”的跑腿少年，一路成为需要揣摩“人心深浅”的船上管事，最终，却还是栽在了自己无法预料、也无法抗拒的“大毛糙”上——手下对“国舅爷”挥出的那一拳，打破的岂止是一个人的鼻子，更是他耗费半生、自以为经营得铜墙铁壁的整个世界的脆弱平衡。尺子量得出钱的厚度，却量不出权力的边界；船只扛得住江上的风浪，却扛不住时代的巨浪。这或许，才是江湖人最深沉的悲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