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有人都说，我是天之骄女。
两岁心算微积分，三岁通读莎士比亚，五岁被顶尖学府争抢。
就这样，我成了父母精心打造的完美作品，他们用一条条规矩来塑造我的人生。
吃饭不允许超过十分钟；
每天上厕所不能超过两次；
房间里的可视监控三分钟就会闪烁一次。
他们说，我人生唯一的价值就是变得更优秀，给他们争光。
这样木偶的人生过了大半辈子，直到爸妈老了，想让我停下脚步陪陪他们时，我戴着厚重的眼镜冷冰冰地说：
“我还要参加科研实验给你们争光，哪有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上？”
1.
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。
两岁就能解开爸爸写在纸上的微积分难题，是院里公认的小神童。
五岁那年，爸爸收到了京市顶尖学府的橄榄枝。
他们欣喜若狂，认为只有京城的资源和舞台，才配得上我的天赋。
隔天清晨，爸爸就抱着我，把我塞进车里。
“爸爸，姐姐呢？”我看着远去的家，呐呐问道。
坐在一旁的妈妈眉头一皱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“妈妈是不是和你说过，少和你姐姐玩，你将来是要当国家栋梁的！”
“和你姐姐玩只会拖累你！”
京市的生活像一张拉满的弓，每一根弦都绷紧到了极致。
我们住进了学院分配的高级公寓，窗外是繁华得不真实的街景。
我的新身份是天才班的小学员，课程表精确到每分钟。
妈妈辞去了工作，成为我的“全职项目经理”。
她的笔记本上记录着我的进度、弱项以及下次见导师时需要展示的新成果。
爸爸则忙于融入新的学术圈子，每次回家，带着一身烟酒气，和对我更殷切的期望。
“希希，张教授说你那个思路很有潜力，我们要抓紧形成论文。”
“希希，下周的交流会，你要准备一个全英文的presentation。”
“希希，这次摸底测试必须拿第一，很多人看着呢。”
我的生活被切割成一个个需要达成的KPI。
解出一道难题，换来的是更难十倍的题目。
拿到一次第一，意味着下次必须卫冕。
获得一道奖项，意味着下一次必须蝉联。
他们看我的眼神，越来越像鉴赏一件即将送去参展的稀世珍宝。
小心翼翼，又充满评估的意味。
2.
我是爸妈寄予厚望的天才。
为了让我专心学习，自来到京市起，我便没有看到过外面的景色。
十二点睡，五点起。
每天除了家，就是学校。
可是学校也都是天才儿童，都是学习机器。
我没有朋友。
妈妈说：“你是天才，天才不需要朋友，天才只需要获得更多的奖项。”
我的房间里被装了五个监控。
爸爸说：“你还小，我们看着你才能安心。”
于是，我发呆时，爸爸拿着戒尺走进来。
我上厕所超过两分钟时，妈妈的声音从头顶传出来。
太困导致打瞌睡时，寒冬腊月里，我的脸上瞬间被盖上一条冰毛巾。
我开始频繁地胃痛。
医生说是压力过大，建议放松。
妈妈谢过医生，转身就给我加了健脑的保健品。
“天才的大脑消耗大，需要额外补充。”她这样解释。
那些药片味道古怪，和我童年记忆里姐姐偷偷塞给我的那颗水果糖，味道天差地别。
姐姐……
这个名字像投进深潭的石子，只激起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，便迅速沉底。
妈妈严禁我再提她。
“那段历史翻篇了，”她说，语气不容置疑，“你现在唯一的任务，就是专注提升自己。”
妈妈偶尔会收到从乡下寄来的包裹，是表姨写的信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夹杂着拼音。
“小珍这孩子性子倔，吃饭挑食，我说了她几句，就不肯好好吃饭了……”
“最近农忙，她帮忙干活总是毛手毛脚，真是让人操心……”
“城里孩子就是娇气，手上破点皮就哭哭啼啼，比不上咱乡下娃皮实……”
妈妈看信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每次看完，眉头会不易察觉地蹙紧，然后更快地撕碎扔掉，语气带着一种厌烦的笃定。
“听见没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普通孩子到了普通环境，也总有普通人的毛病。”
“所以当初的决定是对的，让她在那边磨磨性子，对她未必是坏事。”
她转头看向我：“所以你知道了吧，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，不然你也只能和你姐姐一样，做个普通人。”
爸爸淡淡补一句：“路是自己走的，你姐若真懂事，就该学会讨表姨欢心，而不是处处惹人嫌。”
他们用自己的逻辑，将任何可能的虐待迹象，都归咎于姐姐的“不懂事”和“不适应”。
他们不是不相信那些暗示，而是选择相信。
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版本。
姐姐因为普通，所以活该遭遇这些，这是她命定的磨砺。
可我好像也只剩下一片漠然了。
我甚至有点嫉妒姐姐。
每当妈妈拿着秒表给我计时而眉头微蹙时。
每当爸爸因为我某个解题步骤“不够精确”而流露出失望时。
那条毒蛇就会抬起头，吐出冰冷的信子。
我嫉妒她可以穿着磨破的旧衣服在田埂上奔跑，而不是像我一样，连裙摆的褶皱都要符合得体的标准。
我嫉妒她手上的冻疮或伤痕是真实的、属于她自己的印记，而不是像我胃里的绞痛，都无法具象化。
我甚至嫉妒她可以不懂事，可以毛手毛脚，可以因为手上破点皮就哭哭啼啼。
哪怕我知道那是她遭受虐待的证据。
我好像快要被逼疯了。
3.
可是时间不会因为我的痛苦停住。
我像一颗被植入预定轨道的卫星，环绕着“精英培养计划”的核心运转。
十岁，我在天才班选拔赛一举夺冠。
班主任对父母说：“希希这次表现完美，直接进入国家集训队候选名单。”
爸爸红光满面地应和，而我低头看着那道让我获胜的拓扑学难题，我却开始耳鸣。
因为这场比赛中，我挤掉了我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。
她说我背刺她，她现在恨死我了。
我也有一瞬间想哭，可这是不被允许的。
因为天才不需要软弱的眼泪，天才也不需要朋友。
哪怕这个项目是我经由她才得以参加的。
“她知道这个项目却这么晚才告诉你，分明就是没把你当朋友！”妈妈强硬让我去参加。
“宝贝，妈妈就知道你是最棒的！”获奖后妈妈抱着我，脸上满是光荣。
可是，我没有朋友了啊。
“她没有你厉害，你也没必要和她做朋友，这只会拉低你的身份。”爸爸振振有词。
我咽下了所有的苦，安慰自己长大了就好。
可惜天才也有失利的时候。
十三岁，我获得了人生第一次失败。
爸妈第一次在我面前争吵。
我看着他们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疲倦卷席我的全身。
以至于我说出了：“如果我只想当个普通人呢？”
寂静无声。
爸妈停住了争吵，转而看向我。
“希希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
“希希，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带你来京市不是为了让你当个普通人的！”
“普通人？普通人不配待在我们家！”
……
我静静地站着听训，直到我认错才肯停息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获得的一切都在规则内。
为了你补这次的过失，我在后续的竞赛中更加拼命。
直到十五岁时，斯坦福的邀请函摆在面前，我才得以喘息。
4.
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像一块沉重的金牌，挂在我脖子上。
父母脸上的喜悦几乎要溢出来。
他们开始更频繁地带我出席各种场合，向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展示他们的教育成果。
我配合着，微笑着，仿佛我就是一个雕像。
大学生活好像并没有成为我的解脱。
父母虽然不能贴身跟随，但越洋电话和视频监控像无形的线，依然牢牢牵着我。
他们关心我的成绩，我的社交圈，甚至我每天吃了什么。
我的邮箱里塞满了他们推荐的书单和论文。
我的假期被安排满当的实习和研究项目填满。
我像一只被放飞到更广阔天空的风筝，但线轴依旧紧紧攥在他们手中。
我开始失眠，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。
我总是在看加州陌生的星空。
白天的我，是课堂上思维敏捷的东方天才，是实验室里严谨专注的研究员。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的内心正在一点点被掏空。
我甚至开始怀念起高中时那些被压缩到极致的日子。
至少那时，忙碌是一种麻木的庇护。
而现在，这种相对自由反而让我更清晰地看到自己身处何地。
一个更大、更精致的牢笼。
但压到极致，人总是会反弹的。
母亲的视频请求不合时宜地响起，一遍又一遍，执拗得令人心慌。
我最终接起，屏幕那头是她精心打扮过的脸，背景是家里熟悉的客厅。
“希希，怎么才接？脸色这么差，昨晚又熬夜了？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作息要规律……”
她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我的目光却落在她身后书柜的玻璃门上。
那上面反射出父亲的身影，他正拿着手机，对着我这边，似乎在录制什么。
“……我们跟你刘叔叔说好了，暑假你去他实验室实习，机会难得……”
那一刻，一种难以言喻的荒谬感和恶心感攫住了我。
我仿佛看到未来的无数年，都将这样度过。
我的每一个成就，每一次亮相，都成为他们社交资本的一部分。
被记录，被展示，被消费。
我的人生，是一场为他们而演、永不下线的真人秀。
“妈，”我打断她，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，“我有点累，想再睡会儿。”
没等她回应，我挂断了视频，并将手机调至静音。
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草坪上那些奔跑、笑闹的学生。
他们或许平凡，或许迷茫，但他们的喜怒哀乐是属于自己的。
好羡慕，羡慕到我想要发疯。
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偷偷打工，将微薄的收入存入一个他们不知道的账户。
我开始留意那些不需要耀眼学历、能让我隐入尘烟的普通工作。
我甚至研究起本地的移民法规，思考着如何能合法地留在这里，彻底消失在他们能掌控的范围之外。
我知道这很难，但人总是要为自己活一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