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溪村离外海镇约十里路，乘轿子要半个时辰。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陈宅。轿子晃晃悠悠，我掀开侧帘，观察着外面的世界。
道路是夯实的土路，还算平整，但一下雨肯定泥泞不堪。路两旁是稻田，正是插秧的季节，农人赤脚踩在水田里，弯腰劳作。远处有连绵的山丘，树木葱茏。
“那是圭峰山。”父亲见我往外看，便说道，“山上有个玉台寺，香火旺盛。等过了农忙，可以带你去进香。”
我点点头，目光却落在那些农人身上。他们大多面色黝黑，身材瘦削，身上的衣服打着补丁。这个时代农民的真实生活，远比史书上的描述更触目惊心。
“父亲，我们家的佃农，也像他们这样吗？”
父亲沉默了片刻：“好一些，但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岭南地少人多，一亩地养不活一家人。若不是我们陈家的地还算肥沃，又靠近水源，他们日子更难。”
“如果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，“如果我们教他们种桑养蚕，一亩桑田的收成，能抵得上三亩水稻。他们收入多了，地租也能按时交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父亲看了我一眼：“你想得简单。种桑养蚕要技术，要本钱，要担风险。万一蚕病死了，桑叶长不好，他们一年的生计就没了。换成是你，你敢冒险吗？”
我不敢。如果我是那个时代的农民，守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，我也不敢轻易改变祖祖辈辈的种植方式。
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。
轿子转进一条更宽的路，前方出现一片建筑群。青砖灰瓦，飞檐斗拱，规模比陈宅大得多。正中是一座三开间的祠堂，门楣上挂着“陈氏宗祠”的匾额，字迹苍劲。
祠堂前的空地上已经停了几顶轿子，还有一些骑马来的。穿着各异的族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谈。看到我们的轿子，有人迎了上来。
“翰章兄来了！”一个四十来岁、留着短须的男子拱手笑道，“这就是明怿侄儿吧？听说前些日子病了，可大好了？”
父亲下轿还礼：“有劳文彬弟挂心，已无大碍。怿儿，来见过你三叔。”
我依言行礼：“三叔。”
陈文彬，父亲的堂弟，管理着族中一部分田产。记忆中，这位三叔精明能干，但有些势利。
“好，好。”陈文彬打量着我，“听说侄儿中了秀才，真是给咱们陈氏长脸。明年乡试，定能高中！”
寒暄间，又有几位族人过来。我一一见礼，努力把脸和记忆中的名字对上号。二房的陈翰文，在县衙做书吏；四房的陈文浩，在广州有生意；五房的陈文涛，是个老童生，考了二十年没中秀才……
形形色色，这就是一个传统宗族的缩影。
“时辰到了，进去吧。”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走过来。所有人都恭敬地让开道路。
“那是你六叔公，族中长辈。”父亲低声说。
祠堂内，香烟缭绕。正中的神龛里供奉着陈氏先祖的牌位，层层叠叠，足有上百个。两排长椅已经坐了不少人，按辈分和房支排列。
我和父亲坐在中排。仪式开始，族长——一位七十多岁、须发皆白的老者——带领众人祭拜先祖。繁复的礼仪，悠长的祝文，空气中弥漫着庄严肃穆的气氛。
但我注意到，不少年轻些的族人脸上有不耐烦的神色。时代在变，这种传统的宗族凝聚力，正在慢慢松动。
祭拜完毕，进入议事环节。
最先讨论的是族田的收成。陈家有一百亩公田，收益用于祠堂维护、祭祀、资助族中子弟读书等。去年收成不好，公账上只剩四十多两银子。
“今年清明祭祖，是不是从简一些？”管账的陈文彬提议，“请戏班的钱可以省了，酒席也减几桌。”
“不可！”六叔公立刻反对，“祭祖乃大事，岂能从简？让外人看了，以为我们陈家败落了！”
“可是账上没钱……”
“没钱就各房凑！”六叔公拐杖一顿，“祖宗面前，谁敢说个不字？”
场面有些僵。父亲轻咳一声：“我倒有个想法。公田的佃户，可以改种一部分桑树。桑叶养蚕，蚕茧卖钱，比单纯种粮收益高。所需的本钱和技术，可以由族中出。收成后，佃户得六成，公账得四成。如此，既不用各房凑钱，公账也能有稳定进项。”
祠堂里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看向父亲。
“翰章，这能行吗？”族长问道，“种桑养蚕，咱们没人懂啊。”
“可以请师傅。顺德、南海那边有很多养蚕能手，请一两位来教，工钱不会太高。”父亲看了我一眼，“而且，明怿从书中看到一些新法，或许有用。”
突然被点名，我心中一紧。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
我站起身，向族长和各位长辈行礼：“孙儿确在书中看过一些养蚕新法。比如蚕室要通风、要干净，蚕匾要经常消毒，发现病蚕要立刻隔离……还有，桑树修剪的方法，可以增加产叶量。”
我说的都是现代养蚕的基本常识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很多蚕农还是靠经验，不讲科学。
“消毒？怎么消毒？”陈文彬问。
“用石灰水洒扫蚕室，蚕匾用沸水煮过。”我回答，“还有，蚕沙——就是蚕的粪便——要及时清理，否则容易滋生疾病。”
几位老辈族人开始交头接耳。陈文涛——那位老童生——哼了一声：“书上说的，未必实用。农事要讲经验。”
“三爷爷说得是。”我不卑不亢，“所以孙儿觉得，可以小范围试。先选两三户佃农，划出几亩地改种桑树。成功了再推广，失败了损失也不大。”
这个稳妥的建议让很多人点头。
族长沉吟片刻：“翰章，你儿子说的有些道理。这样吧，此事交给你去办。先从公田里划出五亩试试。”
“是。”父亲应道。
我心里松了口气。这是第一步。
接下来又讨论了几件事：有族人子弟要考县试，申请资助；祠堂需要修缮屋顶；还有最重要的——广西的乱事。
“听说太平军已经打到梧州了。”陈文浩从广州回来，消息最灵通，“广州城里人心惶惶，米价涨了三成。不少富户开始往香港、澳门转移家产。”
祠堂里气氛凝重。
“咱们这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”有人问。
“难说。”陈文浩摇头，“广西广东山水相连，乱匪真要流窜过来，官兵未必挡得住。”
“那怎么办？”
“依我看，要早做准备。”父亲开口，“加固院墙，储备粮食，训练家丁。万一有事，也能自保。”
“训练家丁？”六叔公皱眉，“这可是犯忌讳的。朝廷最忌民间私练武装。”
“不是武装，是护院。”父亲早有说辞，“咱们陈家大业大，招几个护院看家护院，官府也说不着什么。而且现在世道不太平，哪个大户人家没有护院？”
这话在理。众人议论一番，最后决定：各房自行招募护院，但要控制人数，不能太张扬。族中会请一两个懂拳脚的师傅，定期教导。
议事持续到午后才散。祠堂准备了简单的午饭，但我没什么胃口。
饭后，父亲被几位长辈留下继续商量事情。我走出祠堂，在附近转转。
龙溪村依山傍水，风景不错。村口有一棵大榕树，怕是有几百年了，树冠如盖。树下有个茶摊，几个村民正在喝茶闲聊。
我走过去，要了一碗茶。茶是粗茶，苦涩，但解渴。
“这位少爷是陈家的吧？”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，笑眯眯地问。
“是。老伯怎么称呼？”
“叫我根叔就行。”他擦着碗，“陈家的少爷我都认得，你是翰章老爷家的大公子吧？听说中了秀才，恭喜恭喜。”
我笑了笑，没接话，而是问：“根叔，这村子有多少户人家？都靠什么营生？”
“百来户吧。大部分种田，少数有手艺——木匠、铁匠、篾匠。”根叔叹了口气，“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啊。税重，租重，年景又不好。年轻力壮的都往广州、香港跑，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。”
正说着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跑过来：“爷爷，阿爹又咳血了！”
根叔脸色一变，匆匆收拾摊子：“对不住少爷，我得回去看看。”
我看着祖孙俩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沉甸甸的。
这就是咸丰元年的中国。上层在为权力争斗，底层在生死线上挣扎。而一场更大的风暴，正在酝酿。
回程的轿子里，父亲很沉默。直到快到家时，他才开口：
“怿儿，你今天说得很好。”
“父亲过奖。”
“不是过奖。”父亲看着窗外，“你能想到小范围试，既推进了事情，又堵住了反对者的嘴，这份心思，比你实际说的那些养蚕方法更有用。”
我有些意外。原来父亲看重的不是技术，而是策略。
“但是，”他话锋一转，“你要记住，在这个世道做事，光有想法不够，还得有权势。明年乡试，你必须中举。有了功名，你说的话才有人听，你做的事才没人敢拦。”
“孩儿明白。”
“另外，”父亲从怀中取出一块木牌，“这是陈氏在江门码头的令牌。以后家里的船运，你也学着管管。”
我接过令牌。粗糙的木料，刻着一个“陈”字。
“船运风险大，但也是接触外面世界的好机会。”父亲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你会见到各色人等，听到各种消息。这对你有用。”
我握紧令牌，点了点头。
轿子停在陈宅门口。我下轿时，天空飘起了细雨。
岭南烟雨，朦朦胧胧。远处的山，近处的屋，都笼罩在一层薄纱中。
我站在门前，任由雨丝落在脸上。
第一步已经迈出。虽然微小，但方向对了。
接下来的路还很长，很艰难。
但我已经准备好了。